档案揭秘——历史第一现场》——从历史老师和教科书里无法得知的

  •   公元1689年9月7日,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赤塔州石勒喀河畔平原上的一座帐篷里,清朝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与御前大臣戈洛文代表各自,在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上签字用印。

      通过尼布楚条约,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而这个结果的取得,人最要感谢的,是大清使团里的两个“内鬼”,作为顾问和翻译的两位传教士。

      1689年初,来自莫斯科和的两个不同使团,正在广袤的欧亚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他们预定会合的地方被人称为涅尔琴斯克,它的中国名称叫尼布楚。

      1689年6月13日,由索额图和康熙的舅舅佟国纲率领的使团从出发,7月31日就横跨蒙古草原抵达三千里外的尼布楚。

      不过,在这个中华帝国历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谈判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两位谈判代表,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葡萄牙人Thomas Pereira(中文名字徐日升)和法国人Jean Fransois Gerbillon(中文名字张诚)。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1673年来到的徐日升,由于精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的宫廷教师。传教士凭借自身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康熙的近臣。

      在前往尼布楚谈判的使团即将出发时,康熙,“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理由是“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

      与思想尚停留在朝贡体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清方的大度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沙俄制定了三套边界的划分方案。

      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为界,即吞并整个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精奇里江为界,占领中游北岸。纵然是所谓最低要求的第三方案,也占领已经在清军的长期围困下朝不保夕的雅克萨,并在精奇里江一带保留共同的渔猎场,戈洛文受命“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一切”。

      但这样的如意算盘并没能持续太久。1687年9月,从莫斯科匆匆出发的赶上了戈洛文使团,送来了沙皇对谈判的第二份训令,“为了同清朝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可以拆除雅克萨的堡寨以换取中国通商。同第一份训令中的杀气腾腾截然相反,第二份训令向戈洛文强调:“除非清朝采取极不友好和无理的行动,否则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

      1688年7月,俄方又给戈洛文带来了第三份训令,谕令在退出雅克萨后中方仍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达斡尔地方”的最后方案来签约。

      1689年8月22日拂晓,期待了三年之久的谈判终于开始了。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两位传教士作为中方代表前往使团营地拜访戈洛文,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传教士仍然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招呼。张诚和徐日升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两位还充当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角色—翻译。

      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的愿望出发,两位传教士能够倾心于。”而传教士们回之以“按自己的,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给予帮助”!随后传教士们甚至瞒着清朝官员给戈洛文送来一封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回报,传教士们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不用说,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俄方的满足。

      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沙皇为了急于签约而步步退让,在尼布楚谈判现场的戈洛文却依然显得咄咄逼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敢于忤逆沙皇的旨意,而是因为他自信有了传教士们做内应,谈判已经胜券在握。

      谈判开始,戈洛文就清方“置两国之间的友谊于不顾,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要求将“清朝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归还沙俄,不然沙皇军队将荡平敌人”,如此贼喊捉贼一样的理所当然地被中方驳回。

      索额图以无可的史实回顾了哥萨克侵入流域的斑斑。就在戈洛文陷于而狼狈不堪的窘境时,“吃人嘴软”的传教士出来为他解围了。徐日升以貌似的姿态,给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他说:“当他们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着的……我们的人也尽力。”他在“不咎既往”的下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共同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戈洛文马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立即表示赞成并抛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即沙皇训令中的最高要求:以至海为界。这个方案大大超过了康熙指令给清朝使臣们的底线,因此被断然。而清方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中界的也不为戈洛文接受。两国使团的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便告散会。

      第二天,也就是1689年8月23日,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戈洛文率先做出“让步”,先后提议以牛满江和精奇里江为界,实际上这两处都在雅克萨下游一千多公里处,也就是将清方实际控制的中游北岸都划入版图。清方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但为表示诚意而做出巨大让步,提议以石勒喀河为界,将尼布楚割让给了。这一方案实际已经高于沙皇训令戈洛文中的俄方底线。

      不料,清方的和谈诚意换来的却是戈洛文的肆意嘲弄,这不啻迎面一盆冷水浇灭了中国使团的谈判成功希望,索额图向漫天要价的戈洛文宣布“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第二次会议同样无果而终。

      毫无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经验的清朝使团准备中止谈判回国,这下轮到戈洛文伤脑筋了。于是,当天夜里,戈洛文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语翻译跟清朝师团的两位传教士进行了密谈,给他们珍贵礼物。

      传教士们为人效劳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8月25日,应戈洛文的要求,两位传教士作为中国使团里唯一懂拉丁语的人,来到营地。这令戈洛文喜不自禁,传教士们给他送来了一个千金难换的重要情报—将康熙帝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

      徐日升表示,中国对收回雅克萨这一点是不能让步的,因为中国人已经用武力收回过雅克萨,而且完全有能力再次收回。这使团的“顾问”随后又向谈判代表“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传教士所说的这一切令戈洛文大为满意。他立即给传教士们送上四十张貂皮、一百张银鼠皮和一张玄狐皮。为了进一步提高传教士们在清朝使团中的地位,戈洛文还特意向传教士了愿意做出让步的信息。

      由于成功带回了这一消息,传教士们在清朝使团中的身价倍增,这两个“内鬼”得到了中国使团毫无保留的完全信任。

      此后的数天,就在使团双方继续就边界究竟划在哪处进行频繁交涉时,尼布楚地区的风云骤变,得到清朝使团到来这一消息的当地居民纷纷掀起了抗俄风潮,为抗俄人民,戈洛文亲自率领尼布楚城中的火枪兵和骑兵倾巢出动,在城郊。

      就在使团的谈判地位突然变得十分虚弱的时候,“内鬼”们又出来帮忙了。两个传教士反对清朝使团和抗俄的当地发生任何瓜葛,徐日升公然将此叫做“昏头昏脑”的“计划”,鼓噪说这会和平。在传教士的下,清朝使团的态度变得非常消极,为了不妨碍议和,不仅没有向起义许诺什么,甚至把人民要起来的消息预先通知了方面。这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清朝使团对起义者施以援手的消息让戈洛文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抗俄斗争的蓬勃兴起势必在整个贝加尔以东地区产生连锁反应,使得殖民者面对整个外贝加尔地区的前景。在权衡利弊轻重之后,戈洛文决定尽快结束谈判,以腾出手来平息当地居民的。

      8月27日深夜,来到清朝使团的营地,带来了决定放弃雅克萨的消息。对于戈洛文来说,放弃雅克萨早已是沙皇训令中已有的内容,并不是什么痛苦的让步。由于消除了雅克萨归属这个最大的谈判障碍,双方的立场开始接近。1689年9月7日,间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终于放上了谈判桌,等待双方使臣签字。就在谈判的最后日子里,两位传教士仍在不遗余力地充当“内鬼”的角色为效劳。

      《尼布楚条约》实际上有好几个语言的文本,分别是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其中拉丁文本是两国代表共同签署的权威文本。由于中方使团里只有传教士们掌握拉丁文,他们便趁机在拉丁文本里塞进了一些有利于俄方的“私货”。

      传教士们对边界上待议地区的写法就着实给中国留下了后患。在谈判中,双方将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一片土地留作日后再议。在满文本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惟乌第河以南、所定之大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方位范围都十分清楚。而在传教士们的笔下,这段文字的拉丁文版本变成了“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如何分划,今尚未决”。

      日后的人正是利用其中含糊不清的“兴安岭”大做文章。19世纪时,的涅维利斯科探险队在其“考察”报告中刻意地混淆了中国所说的外兴安岭与大兴安岭,“根据尼布楚条约,下游以及整个沿海边区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地”,从而为入侵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乃至中国东北的腹地找到了“理论依据”。

      本书主要围绕自明朝起,国家及列强的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讲述和还原。以全球各机构的档案资料为依托,结合了大量历史珍贵照片和最权威史实,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历史,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重现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书中不仅仅讲述了一段段惊心动魄和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了解历史后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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