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刘飞:与《沙家浜》的由来

  •   剧作《沙家浜》家喻户晓,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散见于报刊的也不少。但有一个人物却未见提及,那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刘飞。可以说,不是刘飞将军也许不会有《沙家浜》。他曾在阳澄湖上领导过40多名伤病员,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人物原型之一。

      那年9月下旬,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击退了“忠义救”的大规模进攻。为避免与军发生冲突,10月初“江抗”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即东地区)撤往扬中,而将40多名伤病员和10多名医护人员留在了阳澄湖。在伤病员中,伤势最重的是“江抗”总指挥部部主任刘飞,敌人的一颗子弹头打进了他的肺部,虽经全力护理伤口没有恶化,但一咳嗽就。因刘飞的职务最高,伤病员、医护人员自然都由他负责,他也地担当起领导重任。

      “江抗”刚刚西撤,日伪军便严密了阳澄湖及其周边村庄。面对严峻的形势,乡亲们自发地、供养新四军的伤病员。一发现日伪军进村,他们就马上把伤病员转移到小木般上,隐匿进阳澄湖的芦苇荡里;日伪军走后,他们又将伤病员接回,并在厨房、牛棚、猪圈、草堆里建起隐蔽的病房。尽管这样,还是有伤员遭到日伪军的捕杀,也有伤员因不停转移,缺少药物治疗,得不到很好休息,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而。到10月底,伤病员只剩下《沙家浜》中所说的36名。在那的日子里,刘飞躺在门板上还在鼓励大家保持的乐观,战胜伤痛、战胜敌人。为了防范敌人的突袭,他把一些轻伤号组织起来担任警戒,并给阳澄湖一带的地方武装头领写信,晓以,消除他们的敌对行动。经过努力,刘飞又同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给伤病员们带来极大的鼓舞。到10月底,除刘飞伤势仍不见好,其余伤病员的身体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有的已基本痊愈,不少人提出要回主力部队去。是让大家走还是把大家留下来?刘飞目睹当地群众对“江抗”的之情,讲出了阳澄湖上重建“江抗”的想法。伤病员们都表示赞同,于是一份报告辗转送达新四军军部,上级同意了重建“江抗”的主张。

      11月初,原“江抗”三部主任杨浩庐,前来向刘飞等人传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关于建立新“江抗”的,并商讨成立“江抗”东司令部事宜。大家公推刘飞出任司令员,但刘飞考虑到自己的伤势不能亲自带部队行动,提出只参与新“江抗”的创建,不担任领导职务,推荐病已痊愈的原“江抗”司令部参谋夏光出任司令员。11月6日,“江抗”东司令部宣告成立,伤愈的1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司令部连,刘飞和警卫员何彭福的短枪便成了新“江抗”初期仅有的两支打得响的枪。

      新“江抗”组建后不久,在陈毅安排下,刘飞被转移到上海疗伤。3个月后,刘飞重返“江抗”任部组织科长,协助部主任谭震林工作。不久,刘飞又成为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新“江抗”不断发展壮大,几经改编,到淮海战役进的建制为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2师。这时刘飞已任第1纵队的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叶飞因病留济南就医后,部队由刘飞指挥参战。在淮海战役中,1纵创下了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册的辉煌战例,也正是这一战例为《沙家浜》的产生找到了第一作者。

      淮海战役开始后,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合力下,军黄百韬兵团的左翼第63军,经徐州地区的窑湾镇渡大运河西逃。华野总部电令1纵追击敌第63军,争取于窑湾将其歼灭。接到命令后,刘飞和纵队其他领导决定:为了争取时间,纵队不留预备队,各师自定一个团作预备队,从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迅速包围压缩敌第63军于窑湾,外围;尔后,纵队对各师不再调整部署,即转入总。纵队不留预备队、总攻时纵队不再调整部署,这是没有先例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造,被称为“急袭的战法”。

      1948年11月9日傍晚,1纵终于成功地将敌第63军围困于窑湾。敌第63军军长陈章令所部在包围圈里南冲北撞一昼夜,没能打出一个突围的口子,只好求救。当黄百韬告知接应的邱清泉兵团于两天后赶到时,他地说:“来不及了。”在1纵的总下,陈章于12日拂晓丢下部队,率卫兵窜到运河边泅水逃跑,被我1纵部队击毙,随后该军1.37万人被全歼于窑湾。这次作战,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应用急袭战法,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歼灭敌人一个军的战例,华东野战军为此发出通令予以嘉。

      战斗刚结束,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就来采访刘飞。在硝烟渐逝的战场,刘飞对崔左夫说:“如果写作战指挥就不要提我刘飞,决心是大家下的,仗是部队打的,不能让我贪了大家的功劳。”崔左夫跟在后面边走边听,刘飞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对他说:“我你好好写写2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阳澄湖的那段岁月真让人难忘啊!”说完,刘飞就快步向2师走去,丢下崔左夫站在那里。刘飞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解释说:“我们刘司令员对2师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也是36个伤病员中的一个。由36个伤病员组成的新江抗发展成旅时,他当旅长,发展成师时,他当师长。他装着一肚子江抗的事,他就爱和人说这些事,你什么时候采访采访他吧!”

      当晚崔左夫就找到刘飞,采访“江抗”的事。听了刘飞的讲述,崔左夫激动不已,他向刘飞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

      由于战事不断,崔左夫对“江抗”36个伤病员的事迹未能作进一步采访,建国后,崔左夫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没有放下这个素材。在刘飞的帮助下,他获取了“江抗”36个伤病员的名字以及其中大部分人的工作单位,并陆续对他们深入进行了采访……1957年,他终于以“江抗”36个伤病员的战斗生活为素材,饱含地写出了《血染着的姓名》。

      那年文化界正举办解放军建军30年征文活动,上海沪剧团正想寻机找到优秀征文改编成剧作公演,当该团副团长、崔左夫的老战友陈荣兰听说崔手头就有一篇好征文时,赶忙索要。读罢《血染着的姓名》,陈荣兰兴奋不已,又推荐给剧团编剧文牧。文牧看后也热血沸腾,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将《血染着的姓名》改编成为剧本《碧水红旗》。

      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当陈荣兰和文牧得知刘飞就是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时,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当时虽然身患重病,仍认真听夫人朱一念完了剧本,提出了要进一步贴近生活的意见,并拿出由他、朱一和秘书高松整理的反映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两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刘飞对剧本十分满意,还亲自安排剧组到由“江抗”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部队体验生活……

      不久,《芦荡火种》在上海公演引起反响,1964年5月被选调到公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此剧,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当时想通过文艺进入舞台,借机立即组织人马将《芦荡火种》移植为京剧《沙家浜》。《沙家浜》以独特而又感人的故事、细腻的台词和唱功,一下轰动了全国。

      1965年初夏,刘飞接到要他的通知。这让刘飞感到很突然,想推病不去。当时刘飞对的野心并不清楚,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借反映“江抗”36个伤病员的剧作扬个人之名。但毕竟身份非同,刘飞勉强同意了。

      刘飞和一样,爱穿草鞋,而且两人还较过手劲。去见那天,为表示对夫人的尊敬,他特地换上了皮鞋。当他来到在上海下榻的饭店会客厅时,满脸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原来刘飞走步子重,皮鞋踩在地板上“咚咚”作响,让感到不舒服。

      随后,要刘飞讲一讲那段经历。没想到,刘飞刚把“江抗”伤病员的情况讲了个大概,便说:“你的嗓门怎么这么大?”刘飞的耳朵在孟良崮战役中被炮声震出过血,故讲话时嗓门特别大。刘飞不想再作解释,不太高兴地回道:“我平时就是这样说话的。”

      这次见面,刘飞没有给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给刘飞留下好感,刘飞觉得“这个女人太阴了”。

      自从那次被召见过后,刘飞就不大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了。他说:“一个真正的者,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摆功,去张扬自己。”《沙家浜》唱红后,一遇熟知者拿他比作剧中人物郭建光,他总是竭力。崔左夫曾多次请求为刘飞写回忆录,他也总是那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刘飞个人算不了什么。”此事只好作罢。正因为如此,刘飞——这个郭建光的人物原型才鲜为人知。